1984年12月末，南京的冬夜格外湿冷。中山陵8号的客厅里，许世友独自站在窗前，端着一杯温酒，眉头紧皱又迅速舒展。几分钟后，他抬头喊司机：“明天还是照常去军区大院简配资，不用多问。”声音听来依旧洪亮，可摆在桌上的止痛片却泄露了端倪。
转到1985年1月初，腹部再次绞痛时，他只是迅速捶了几下腰，“忍忍就过去。”这种把疼痛当小菜的态度，源自半生刀光火海。身边值班的警卫悄悄向机关打电话：“首长最近不对劲，时常揉肚子。”于是，一份“必须体检”的指令次日便送到。
3月1日清晨，华东医院。抽血、B超、CT一气呵成。检验科递回的单子让专家面面相觑：甲胎蛋白破千，背景明显。主任叹息：“高度怀疑原发肝癌。”但院方仍仅写下“严密观察”四个字，原因很简单——若结论坐实，舆论与情绪都不好收场。
消息通过保密渠道送往南京军区常委会。会上，向守志沉声决断：“立刻说服他住院。”电话转到青岛，聂凤智接令。本来以为几句话能搞定，没想到连试三回，换来同样的回应：“不去！”话音铿锵，让人毫无回旋。何鸣好言相劝：“首长，北京设备全。”许世友摇头：“老子不受那个罪。”
8月6日清晨简配资，聂凤智第四次上门。沉默半天后，许世友只扔下一句：“我要回南京。”他是说到做到，当晚就返宁，随行医护只能把药箱塞满车尾。
既然人不进医院，南京军区只好把医院搬进宅院。9月初，特别医疗组进驻中山陵8号。每天两次查房，两份病情通报。病人却把“卧床休息”当耳旁风，状态好一点便执意下楼散步。护士长一边推氧气瓶一边小声抱怨：“他比谁都急性子。”
23日的监护记录写得不容乐观：食欲锐减、腹水增加、黄疸加深。同日晚上，许世友突然用毛巾勒脖子，值班护士冲入制止。屋里所有尖锐物件被收走，床头柜连钢笔都换成塑料杆。
然而真正棘手的，是他的“行动自由”执念。一次，他非要兜风，看护只能抢先占住副驾，与司机对视：“把速度放慢。”途中许世友指着秦淮河岸边说：“当年打日军，就是从这儿开始。”声音沙哑，却透着兴奋。
10月初简配资，水肿蔓延至双腿，体重飙到两百斤。活动诉求没法满足，医护们想出“推沙发散步”法：七八名小伙合力把他放上沙发，再在房间里推来推去。许世友看着地毯，苦笑一声：“当年万里长征，都没这么费劲。”
10月15日晚，病危通知签发。向守志直接下口令：“撤离住宅，送总医院。”深夜，两辆救护车抵达。许世友昏睡中被抬走，醒来发现已在手术监护室，愣了半秒，没有吵闹。医生趁机置入深静脉导管，注入白蛋白与葡萄糖。
20日，杨尚昆抵宁。为了让病人清醒见客，医护推迟镇静药。杨尚昆俯身呼唤：“邓主席托我来看看你。”许世友艰难睁眼，挤出五个模糊音节：“我……完蛋……了。”空气凝固数秒，旁人只能默默退出。
22日凌晨三点，许世友突然指向厕所：“要大号。”七八个人忙搀他起身。刚站稳，他猛地扯下右下腹插管，鲜血顺着纱布渗出，医护吓得脸色发白。外科主任高声吩咐：“压迫止血，重新置管！”折腾半小时，总算稳住，可心、肾、肺已全面失衡。
当晚22点38分，监护仪曲线拉直。夫人田普握住他冰凉的手，低声哽咽：“世友，走好。”屋内哭声此起彼伏。医生摘下口罩，轻声说道：“首长的脾性，我们改变不了，只能尊重。”
许世友从发现异常到离世，仅七个月。他要强、怕麻烦、不信医院，这些特质成就了一位骁勇将领，也让治疗窗口瞬间关闭。熟悉他的人心里都明白——若时间回转，他大概仍会做出相同选择，毕竟，军人骨子里的倔强，很难向病痛折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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